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创新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这种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实践，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也是推动这一宏伟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又要积极推动其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知识创新的不竭源泉，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更加坚实广阔的发展道路。
回顾历史，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篇章当属佛教入华及其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精髓的同时，始终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卓越智慧。从大航海时代的西方列强全球扩张，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这些历史事件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当下中西文明交融的时代课题，如何既保持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又实现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佛教入华的历史背景与过程堪称典范。汉末以来儒学的衰落为外来文化的传入提供了历史契机。当时的社会动荡和思想危机，使得来自域外的新思想新文化具有了生长的空间。在此背景下，佛教不仅成功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更为中国知识体系注入了新的元素。这种融合过程不是简单的外来文化移植，而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转化过程。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独特的理论创新品格。他们既不盲目崇拜西方，也非全盘否定传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寻找发展新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转型期的智慧与定力。
在探索现代文明的中国路径时，我们应当立足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回答。例如，市场经济、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等现代社会要素，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华文化中同样能找到其根源。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法家的社会治理理念，从司马迁的历史记载到敦煌文书的契约案例，都表明这些现代文明要素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
特别是当我们考察契约精神时会发现，这种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实践例证。例如敦煌文书中的借贷契约，不仅体现了明确的时间约定和违约责任，还涉及担保人和见证人的制度设计，这些都与现代法治理念不谋而合。这说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可以转化为现代文明要素的思想资源。
今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充分发掘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实践。这种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
